53岁的邵女士没能走完这个春天。
5月2日,她因脑出血、心跳呼吸骤停被送到浙大二院滨江院区抢救,但最终被诊断为脑死亡。家人决定尊重邵女士生前的意愿,把她的器官捐献出去。5月6日下午,邵女士的家人与她做了最后的告别,随后,她被送入手术室进行遗体器官摘除手术。她捐献出的肝脏、心脏、肺和2个肾脏,预计为5名器官衰竭患者带去新生。
【资料图】
邵女士的长子小岳告诉记者,母亲很早就写好了遗嘱,并随着资产的变更每年更新遗嘱。不变的是,每份遗嘱中都有一行字:可以捐献器官。
“今天,我帮妈妈完成心愿了。”小岳说,母亲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意愿,要从十几年前的一个小插曲说起。
以下是小岳的自述——
我母亲产生捐献器官的念头,缘于十多年前,我小学语文课中的一篇课文《永生的眼睛》。
在学完这篇课文的当天晚上,我在餐桌上兴冲冲地向母亲表示,将来我去世之后要捐献器官。
我母亲听后的第一反应是惊讶,然后嗯嗯啊啊地结巴了一会儿,自言自语似地嘴里说着“这种事情要慎重”“要考虑家人的感受”之类的,但既没有明确表示同意,也没有明确表示反对。
到了晚上睡觉前,我母亲面色非常严肃,语气却非常温柔地告诉我:她赞同我的想法,同意我在去世后捐献器官。并且在她去世后,也要捐献自己的器官。
从那天起,在我的家中,谈论意外死亡,就像谈论去哪里旅游一样,变成了一件很平常的事。
2023年5月1日夜,我和爱人在北京寓所观赏电影《末代皇帝》,这部电影由今年刚刚去世的音乐家坂本龙一先生编曲,次日,我计划携爱人去观赏他的纪念音乐会。电话突响,急报传来,我母亲已经送往急诊,情况危急。我深夜赶到机场,当天登上飞机,次日急匆匆赶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。看着医院大门,我对爱人说:“真希望从昨晚到现在的一切都是梦,我面前的不是医院,而是北京音乐厅。”
医生告诉我,我母亲因蛛网膜下腔出血,引起心脏骤停,已无苏醒的可能。我两腿发软,愣着神,听完医生的详细解释。
事已至此,我先强迫自己先接受现实,然后前往母亲的住所,打开了她的保险柜,取出了她的遗嘱,确认她在遗嘱中明确表示:后事从简,可以捐献器官,不做不必要的抢救。
母亲为了以防万一,很早就写好了遗嘱,并随着资产的变更,每年更新遗嘱——每份遗嘱中,都会在角落里写上一句不起眼的话:“可以捐献器官。”
之所以写“可以捐献器官”,而不是写“要求捐献器官”,是担心一些亲属接受不了。
这种顾虑,完全不是多余的。
当我略微忐忑地将妈妈想捐献自己器官的事情告诉我未成年的弟弟,他歪了歪头,想当然地说:“这很好啊。很有意义而且很伟大。”
弟弟的反应,让我敲定了走器官捐献流程的决心,但我又马上面临了长辈的反对。
一位性格刚烈的亲属,以他最大的克制与严谨给我发了一条信息:“一切事情处理秉持天理,人伦,观瞻”
一位比较感性的亲属,则连续给我发了好几条信息:
“如果你们敢把你妈妈身体掏空了,我从此不见你们”
“你等于烧了一个残缺的空皮囊”
“如果你俩这么做,从今后没有我这个亲人”
“她把你们养大,你们尽孝过吗?”
长辈们抵触的程度如此之高,让我稍微有些惊讶。但我也很快冷静下来,决定跟长辈们说清楚我的观点:
1.捐献器官是我母亲的遗愿,不仅有书面的表示,生前也多次讨论。所有人都应该尊重。
2.身体器官是生命的载体,而不是生命本身。捐献器官,是一种对生命意义的升华。
3.古人说,救人一命,胜造七级浮屠。捐献器官,可以给他人生的希望,是最纯粹的善举。
4.对于我未成年的弟弟,母亲捐献器官的高尚善举,可以给他在内心中立起一根新的支柱。每次想起这件事,他都会用更积极的态度面对人生。
道理讲明白,刚经历丧亲之痛的长辈们,也就叹息着接受了。
随后,我非常欣慰地从医生那里了解到,器官捐献可用以脑死亡标准判定死亡,在心脏还在跳动的情况下捐献器官。我曾经在阅读《法治的细节》一书时,多次为书中所描述的,脑死亡和心死亡的争执扼腕叹息。
书中提到:“脑死亡后,只要有体温、心脏仍在跳动、呼吸尚存,就很难让患者的家人相信他已经离开人世了。”
这样的情况,很容易阻碍有捐献遗愿的亲属下决定,耽误一些等待捐献的病人生的希望。
因为之前就对脑死亡标准有所了解,我毫无负担地同意了以这个标准进行捐献。
一切尘埃落定。邵女士的生命将以另一种形式延续。
小岳说,今天他没有哭,而是和母亲做了正式的道别,把所有想说的和没来得及说的话都说给她听。“最后一句话是,您放心,无论如何我一定会照顾好弟弟,再见。”
在他看来,母亲还年轻,就这样走了,不能说没有遗憾,但如果能以这种形式帮助到别人,让其他人重获新生,或许是最好的结局。
(来源:潮新闻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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